“官心病”具有季節性——越到換屆越是官員“心病”高發的季節處級以下幹部比處級以上幹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一些主動結束生命的官員反而是責任心很強的優秀公務員
  過去幾年裡,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給一些官員看過“心病”。以前,看病的地點通常是“絕對隱秘的會所”。如今隨著“八項規定”的出台,來訪者更願意通過朋友認識後再單線聯繫,秘密而安全。許燕說,在找到自己之前,對方通常已經瞭解過自己的背景。許燕曾任校黨委組織部部長、心理學院院長,這被她視為自己能夠獲得信任的重要因素。“他們非常謹慎,開始都會聊些其他外圍的東西試探,覺得可以了才開始講自己或‘朋友’的事情,但講得也不多,更不會說壓力背後的原因。”坐在自己的辦公室內,許燕向記者回憶,“通過表情就能看出來他們很封閉,內心很沉重,甚至連身體都是很緊的狀態,所以我首先會說明我們專業的保密原則,也不會主動去問他們遇到什麼問題,我能做的就是把心理反應特征告訴給他,讓他自己作判斷。”
  許燕的經歷像是某種縮影。近年來,中國抑鬱症患者中一個特殊而隱秘的群體正逐漸浮出水面。在許燕看來,因為抑鬱症而自殺的案例代表了某種極端的狀態,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機在整個公務員群體中的日益凸顯。
  他們大多在街邊電話亭用公用電話做咨詢,或者咨詢自己子女出現的一些問題
  最忙的時候,許燕幾乎每周都要到政府部門做一次與心理健康有關的講座,不少公務員都是忠實的聽眾,有些人甚至“從處級聽到了局級”。但饒有意味的是,課程結束後前來咨詢的官員並不多,他們的求助方式也獨具特點——— 大多在街邊電話亭用公用電話做咨詢,或者咨詢自己子女出現的一些問題。
  官場里對於“心病”的某種禁忌,是這個特殊群體普遍不願意坦然問診或就醫的重要原因。“很長時間里我們把心理問題當作態度問題、意識形態問題、覺悟問題,很多人覺得自己覺悟高態度正,他不承認得了病,還有人覺得這是意志薄弱的人遇到的問題,自己不該得的,所以拒絕承認。”曾參與過中組部對後備幹部心理調查的清華大學心理系主任彭凱平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提到。
  最極端的情況下,一些官員寧願訴諸迷信也不願求助心理專家。
  來自中科院心理所的祝卓宏教授就接觸過一個基層官員,為了治療心病,他專門請風水先生到家裡,把傢具都重新擺一擺。一次擺完他覺得好一些了,過一段時間又覺得不行,再請另外一個風水先生重擺一次,最後萬不得已才想到要找心理專家來看心病。
  這種現象在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博士李恆的臨床經驗中同樣顯露無遺。在他的印象里,公務員前來咨詢、問診和治療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費,不走醫保,為的就是不留檔案,“讓人知道有心理問題,怕會影響仕途”。包括李恆、許燕在內的幾位受訪學者都提到,更多的時候,一個電話打來,約個時間地點,不說為了咨詢,而是“大家一起坐坐”。
  由此產生的獨特現象是,真正能進入醫生視野範圍內的“官心病”群體中,不少都是以心理問題軀體化癥狀為主的患者。李恆接觸過一位來訪者,尿頻一年多,腎病科、泌尿科、中醫,挨個兒看過來都沒有作用,結果到他這兒按照焦慮症治療焦慮,抗抑鬱的藥一吃,輔以心理治療,病很快就好了。而真正的病根是,他在工作中得罪了領導,鬧了心病。
  “很多人寧願硬扛著也不願意去看心理科,大部分幹部很忌諱這個。我只能說在接觸過程中,能感覺到很多人的心理健康狀態是不好的。”許燕記得,自己曾在一次講座中列出過“心理枯竭”的幾大癥狀,結果臺下許多人回應:“您說的這些我們都有!”
  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曾經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了一項調研,結果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13.5%的職工選擇了重度或者極重的選項。
  許燕記得,每次到機關部委上課,自己演講的主題都是“工作壓力和心理調適”。有時候,連她自己也覺得重覆性太強,“我說我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心理學研究,你們就不能聽點別的嗎?他們說不,說我們就想聽這個!”
  當被問到“你生病後工作怎麼辦”時,他反覆說了三四遍同樣的話:“他們會給我留著位子的”
  上海市心理咨詢協會會長王裕如已經做了十幾年的心理咨詢工作,小到基層公務員,大到小城市的副市長,都曾經找她看過心病,“公務員群體幾十年來都是強者的隊伍,他們的競爭力和抗壓力往往比較強,他們的壓力變成心理障礙,一定是有事件觸發的”。
  她曾對媒體講起過一個患有“疑病癥”的病人,許多專家均認為他沒有病,但他卻堅稱自己體內長了惡性腫瘤,每次散步都不會超出小區方圓20米,每次出門車上都要準備好各種急救設備和藥品。一開始,他面對王裕如也堅稱自己一切都好,但直到王突然問他,“你生病後工作怎麼辦”時,他反覆說了三四遍同樣的話:“他們會給我留著位子的。”
  “不用說就知道是跟升遷有關的問題。”許燕在回憶與王裕如相似的出診經歷時談到,她說,“官心病”往往還具有季節性的屬性——— 越到換屆時期,越是官員“心病”高發的季節。
  福建省紅十字會心理援助辦公室副主任詹錦華最近就遇到一個患者,他對詹說,機關將要提拔一個辦公室主任,結果“群眾推舉是我,領導推薦是我,公示名單是我,可任命名單不是我”。結果公佈後,他覺得五雷轟頂,“連朋友的祝賀酒都喝了,你說我咋辦?”
  在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2012年那次調研得出的結論中,除了“職務升遷受阻”外,其他幾個被列出的心理壓力來源還包括,工作責任、住房負擔、領導工作風格、目睹腐敗與抵制誘惑等。
  這次調研還得出了一個值得關註的結論,即處級以下幹部比處級以上幹部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這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題為《中國基層公務員心理狀況調查報告》所得出的結論相似,相對於行政級別為處級的被調查者,科級和科員感受到的來自角色超載的壓力明顯偏高。
  李恆對此結論有切身之感,他所在的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接診過的基層公務員數量遠遠超過所謂“官員”數量。他們這樣描述自己的境況:“可能說錯一句話一輩子就完蛋了”;“這種陪領導的崗位,壓力是常人想不到的。”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幾位學者還先後提到了一項對國內官員非正常死亡案例進行的調研。該調研發現,與“畏罪自殺”的社會想象不同,一些主動結束生命的官員反而是責任心很強的優秀公務員。
  有多年心理咨詢經驗的詹錦華告訴記者,有一些來向自己咨詢的鄉鎮幹部“往往是很廉潔的”,“領導班子里大家都要就你不要,當然會被看作異類,成為孤家寡人”。
  作為中科院心理所國家公務員心理與行為研究中心的副主任,祝卓宏對這種現象也印象深刻。他曾經遇到過一個專程來北京看病的外省幹部,他業務能力出色,但一到簽字的時候就害怕,總是擔心財務虛報瞞報,“如果我真的貪污受賄做錯事,我受這些罪是應該的,但是我沒有做錯事啊”。他患上了抑鬱症,覺得自己對不起組織培養,他甚至希望出車禍,或者得一場重病解脫,因為這樣可以“死得體面”。“這也是一類很典型的病人,他們覺得現狀和原先教育所接受的價值觀和信仰不一樣了,又無法逆轉這個局面。”許燕解釋道。
  所謂“官心病”不能簡單視為患病官員的個人問題,“它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
  許燕與祝卓宏都將2009年視為全社會開始關註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元年”。在那一年的媒體公開報道中,共有13個官員自殺。為此,中紀委、中組部的有關負責人曾經專門到中科院心理所考察座談,並請專家做事件分析,特別關註公務員心理健康的相關研究和問題。2011年年底,中紀委、中組部聯合下發《關於關心幹部心理健康提高幹部心理素質的意見》。也正是從那時候起,關於公務員心理健康的講座與培訓開始在各級政府機關頻繁舉辦,有些心理學專家還被請入國家公務員考試的專家小組,另一個標誌性事件是,中央黨校的課程設置里開始出現了心理學的部分。
  但在採訪中,許燕幾次提到,所謂的“官心病”絕不能簡單視為患病官員的個人問題,而真正的治病者也絕非他們這些學者,“它歸根到底是一個社會問題”。祝卓宏同樣向記者強調,“解決中國公務員心理健康問題的方法一定不能只靠心理學,也不能等到有了問題之後再去治心病。我們講,治病是下醫做的事,治人是中醫做的事,而大醫要治國。”
  在進入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之前,李恆曾在德國做過3年心理醫生工作。他發現,除了待遇中上、工作穩定之外,德國的公務員群體相比其他社會群體並沒有什麼特殊之處,只要按部就班地各司其職就可以。同時這一群體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權力”,在高度程序化的辦事規則里,貪污腐敗的可能被大大降低。“中國的官場不一樣,權力放在這裡是個很大的誘惑,做壞事與不做壞事都有很大的壓力”。
  李恆說,自己在德國也給近100名當地公務員做過心理咨詢,不過與國內完全不同的是,德國公務員感到抑鬱的原因並非壓力過大,而通常是“工作太穩定,缺乏激情,對生活提不起興趣”。
  許燕則記得,在國外,有關職業健康心理學的研究通常都會將目標定在影響決策與政策制定上,定在改變社會大環境上,“也只有這種走法才最有效”。“只有建立一個健康的組織文化和制度環境才能從根本上保護公務員們的心理健康,否則就是治標不治本。”她向記者講起,自己所在的北師大心理學院曾經開展過為幹部制訂心理測評問卷的工作,結果這項工作到後來不得不終止——— 所有的測評方法都會被官員破解,他們知道選擇什麼樣的答案會帶來何種結果。“測出來一看,結果都非常好,好到什麼地步呢?好到全是滿分。”講到這件往事時,許燕忍不住笑了出來。 (中國青年報)
  (原標題:官心病?官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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